當《三體》中羅輯詢問空中飛車是否耗能時，得到的回答是“永遠有電”——這不僅是科幻的浪漫想象，更是人類對無限能源的終極渴望。如今，這一愿景正通過可控核聚變技術加速走向現實。作為全球能源革命的“終極方案”，可控核聚變因其單次釋能可達現有能源千萬倍、且不產生高放射性廢物的特性，被冠以“人造太陽”的美譽。

國際能源領域曾流傳一句戲言：“核聚變離商業化永遠差50年。”這一魔咒源于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（ITER）的波折歷程。該項目1985年由美、蘇、日、歐盟啟動，原計劃2005年實現能量增益因子Q=5，卻因蘇聯解體、西方政權更替多次延期。根據2025年最新進度表，ITER需到2030年才首次測試等離子體，2040年后方能推進商業化驗證。與此同時，美國近十年將科研重心轉向金融與AI，核聚變研究仍停留在“等離子體線性實驗”階段。

與西方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中國通過四代科研團隊接力、40萬次實驗實現了“彎道超車”。1958年起步的中國核聚變研究，1974年建成首臺自主托卡馬克裝置CT6，此后在合肥的EAST裝置不斷刷新紀錄。2025年1月，EAST創下1066秒長脈沖運行世界紀錄，并完成“1億攝氏度1000秒”高質量燃燒實驗，為全球研究提供關鍵數據。更令人矚目的是，同年5月啟動總裝的合肥BEST裝置投資85億元、占地15萬平方米，目標2027年開展氘氚實驗，沖擊全球首個Q>5的燃燒等離子體托卡馬克。

這一突破的背后，是“科研+市場”雙輪驅動的體制創新。BEST裝置的股東結構涵蓋國資、央企、中科院及社會資本，標志著中國核聚變產業進入新階段。《自然》雜志2025年8月刊文指出，中國在反應堆材料、部件開發上的速度與專注度“難以被超越”。例如，西部超導成為全球唯一實現鈮鈦體系“鑄錠—線材—磁體”全流程商業化的企業；上海超導為“洪荒麒麟”托卡馬克供應全部超導帶材；國光電器生產的偏濾器已應用于“中國環流三號”和EAST裝置。

從產業鏈看，可控核聚變已形成清晰格局：上游為特種材料，中游聚焦磁體、真空室等核心設備，下游對接核電站運營。據中信證券測算，2025-2030年中國市場規模將從35億元增至180億元，全球同期約440億元。中游三大賽道中，磁體系統是約束等離子體的“心臟”，聯創光電參與的“星火一號”項目、上海電氣完成的HH70主機制造均體現自主化突破；真空室作為反應“容器”，中洲特材的鈷基、鎳基材料通過中核認證，長福股份等企業成為閥門主力供應商；核聚變電源占資本開支8%，英杰電器提供的磁場電源精度達百萬分之一，艾克賽博的加速器電源已用于多個實驗裝置。

全球核聚變投資在2024年進入快車道，全年融資達71億美元，美國25家公司占據半壁江山。但中國憑借實驗堆進度領先和產業鏈自主化優勢，正在改寫游戲規則。2024年10月，國資委將可控核聚變列為“重點未來產業”；2025年，中國核電、浙能電力向中國聚變能源公司增資17.5億元，中核集團借核工業70周年契機加速項目落地。這些布局顯示，可控核聚變已從實驗室走向“十五五”規劃的超級工程。

盡管2030年前實現大規模商業化發電仍不現實，但試點項目啟動概率大增。正如兩三年前還處于概念階段的機器人產業，如今已廣泛進入工廠，可控核聚變正沿著相似的軌跡發展。中國的制度優勢在于規劃連續性、產業鏈完整性和長期投入決心——從《三體》的科幻暢想到合肥的實驗突破，再到企業集群的深耕，這場能源革命的背后，是一個國家搶占未來制高點的戰略定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