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歲，當多數同齡人還在為職場晉升和日常開銷奔波時，姚頌已經憑借其創辦的AI芯片公司深鑒科技，被全球FPGA芯片巨頭賽靈思以約3億美元的價格收購，實現了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財富自由。然而，面對這筆足以改變人生的財富，他并未選擇購置豪宅或規劃環球旅行，而是走上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。

加入創投機構經緯中國擔任風險合伙人后，姚頌將目光投向了商業航天這一高風險、高投入的領域。在許多人眼中，創業者的終極目標往往是財富積累，但姚頌的決策始終圍繞著“價值留存”展開。他曾在分享中提到，出售公司時，他更關注團隊在AI芯片領域的技術突破能否為行業提供參考，而非單純的財務回報。

姚頌的跨界并非偶然。童年時，父親送他的《十萬個為什么》中，宇宙科學分冊被翻得頁角卷曲，那些關于星空的好奇，早已在他心中埋下了種子。而他在AI芯片研發中積累的“高精度控制”能力，恰好與商業航天中火箭發射的推力控制、衛星入軌后的姿態調整等技術需求相契合。這些經歷，為他進入航天領域奠定了技術基礎。

2021年，一位出身航天世家的清華同學找到姚頌，原本是咨詢創業融資經驗，卻在交談中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：“要不要一起造火箭？”這個提議幾乎立刻得到了姚頌的響應。對他而言，這既是童年夢想的延續，也是對商業航天趨勢的判斷。彼時，東方空間的核心技術團隊已頗具基礎，而姚頌的加入，則為團隊補足了戰略規劃與融資層面的短板。

29歲的姚頌正式擔任東方空間聯席CEO后，提出的第一個目標便超出了行業常規：研發能實現“一箭三十星”的大運力火箭。這一決策在當時引發了不少爭議。彼時，中國商業航天尚處起步階段，多數企業選擇從“小型火箭”切入以降低風險，而姚頌卻直接瞄準“大運力”，看似冒進，實則緊扣行業剛需。

從國家戰略來看，由中國星網集團統籌的GW星座計劃明確，十年內要發射12992顆衛星，平均每天需發射3.5顆。若缺乏大運力火箭，規模化部署根本無從談起。從商業邏輯出發，只有通過“一箭多星”降低單顆衛星發射成本，商業航天才能擺脫“賠本運營”的困境，形成可持續發展的閉環。

為實現這一目標，姚頌團隊選擇了難度極高的“全固體捆綁式構型”。這一路線全球首創，與馬斯克的重型獵鷹火箭采用的液氧/煤油液體燃料存在本質區別。固體火箭燃料的穩定性控制、四個助推器的推力同步性，哪怕微小偏差都可能導致發射失敗。更具挑戰的是，團隊還計劃實現“海上發射”，這對火箭的抗鹽霧、抗顛簸性能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
接下來的三年，團隊陷入了高強度攻堅：23項大型試驗、489項單項試驗、1452次技術迭代。沒有人以“高管”身份自居，姚頌也常熬夜盯數據、駐場跟進試驗。2024年1月，在山東海域，405噸重的“引力一號”點火升空，兩分鐘后，四個助推器精準分離，十分鐘后，三顆衛星成功入軌。此次發射一舉創下六項世界紀錄：全球最大固體火箭、全球首個海上發射的捆綁式火箭、中國運力最大民商火箭等，更關鍵的是，單位發射成本降低50%以上。

姚頌的選擇，并非個例。當下，一批在互聯網行業完成財富積累的企業家，正集體轉向硬核科技領域。商業航天的行業緊迫性不容忽視：近地軌道資源遵循“先占先得”規則，軌道與頻率的占用直接關系全球通信、導航、遙感等數字基礎設施的主導權。2022年，馬斯克的SpaceX發射了2000顆商業衛星，而中國同期送入太空的航天器總數雖達140余顆，但純商業衛星數量約為80-90顆，民營航天企業發射量的差距更為明顯。

過去，中國航天發展依賴“舉國體制”，從“兩彈一星”到“北斗導航”，均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典范。但面對“每天發射3.5顆衛星”的規模化需求，僅靠國家航天系統難以支撐，民營力量的加入，成為形成“舉國+民營”雙輪驅動格局的關鍵。硬核科技的競爭，從來不是一時的速度比拼，而是長期的堅持與沉淀。如今，中國商業航天雖與SpaceX存在差距，但有姚頌這樣的戰略推動者，有布向偉、魏凱等資深技術人才的支撐，加之“雙輪驅動”的體系優勢，追趕之路雖難，卻并非沒有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