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新華社對多起因輔助駕駛引發的交通安全事故展開梳理，聚焦濫用智能駕駛技術背后的法律風險，提醒公眾安全使用相關技術、規范行車。其中，北京一名司機閆某某醉酒后啟用智能駕駛功能充當“代駕”，最終因危險駕駛罪被判處拘役并處罰金的案例引發關注。在上訴過程中，閆某某聲稱智能駕駛技術已足夠成熟，能夠降低道路風險，請求法院從輕處罰并適用緩刑，但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未采納其辯解，明確指出輔助駕駛系統無法替代駕駛人成為行車主體。

隨著智能輔助駕駛技術的普及，與之相關的危險行為逐漸增多。部分駕駛人將“輔助駕駛”與“自動駕駛”混為一談，在行車過程中分心刷手機、觀看視頻，甚至躺下休息，完全放松對車輛的控制。這些行為不僅體現了駕駛人對技術能力的過度信任，也反映出他們對法律責任的忽視。數據顯示，今年前七個月，我國具備組合輔助駕駛功能的新車市場滲透率已超過60%。技術快速普及與安全規范滯后之間的矛盾，正成為道路交通安全的新挑戰。

濫用智能輔助駕駛技術的現象頻發，主要源于認知偏差和責任界定不清。一方面，一些企業在宣傳中使用“高階智駕”“零接管”等表述，模糊了技術邊界，導致部分消費者誤以為車輛可以完全自主駕駛；另一方面，部分駕駛人將智能系統視為獨立的“交通參與者”，認為事故責任可歸咎于技術缺陷或自身“使用不當”，從而試圖逃避法律責任。閆某某醉酒后啟用智駕功能，并在事發后以“技術成熟”為由請求輕判，正是這種認知偏差的典型表現。

針對此類問題，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傳遞出明確信號：輔助駕駛技術不能替代駕駛人成為行車主體。公安部此前已明確指出，目前國內市場銷售的汽車智駕系統均未達到“自動駕駛”標準，駕駛人仍是最終責任人。一旦因脫手脫眼引發事故，駕駛人將面臨民事賠償、行政處罰甚至刑事追責。各地法院對相關危險駕駛罪的判決，不僅是對違法者的懲戒，更是對全社會的警示——方向盤后必須是一個清醒且負責的人。

面對技術快速發展與法規相對滯后的矛盾，完善法律監督與責任框架顯得尤為重要。首先，需進一步明確法律責任邊界，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，規定智能輔助駕駛場景下駕駛人的具體注意義務和操作規范，例如要求“手不離方向盤、眼不離前方路”。其次，應加強對技術宣傳的規范管理，監管部門需嚴格界定“自動駕駛”等術語的使用，防止企業夸大功能誤導消費者。同時，針對網絡上售賣的用于欺騙系統的“智駕作弊工具”，應加強市場監管和平臺治理，切斷其流通渠道。

企業責任同樣不可忽視。技術提供方應通過顯著方式向用戶充分提示系統局限性和潛在風險，加強用戶教育，并通過技術手段減少濫用可能，形成“法律劃定底線、技術提供支撐、監管確保落實”的治理閉環。在道路交通這一關乎生命安全的領域，人的主體地位不可替代。技術可以輔助駕駛，但絕不能主導行車；法律必須明確，且執行必須嚴格。只有堅持“責任歸于人”的原則，強化法治的預防和懲戒功能，才能確保智能輔助駕駛技術在助力便捷出行的同時，始終以保護生命安全為核心目標。